毕生心血著宏篇--姚名达教授传略
本帖最后由 姚江南 于 2013-9-26 11:43 编辑毕生心血著宏篇--姚名达教授传略文/姚荣滔 他是一颗流星。 他用青春的热血，生命的火焰，在沉沉夜幕中，划出了一道光辉轨迹； 他是一颗恒星。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他的英名，他的伟业，却永远镶嵌在人们的心田里。 他以37岁的生命年华，在人生舞台上匆匆而过，但他 却以一介书生的血肉之躯，驰聘在抗日救国疆场，抛洒热血，被誉为中华民族“教授殉国第一人”。他用心、用血，为世人留下了140余种鸿篇巨著，成为中华史学界泰斗，图书目录学界一代宗师，在中华文化史上耸立起一座宏伟的丰碑。 他，就是名震中外，字达人，号显微的中正大学教授，祖章派第十七世孙姚名达先生。 1905年3月，兴国县城西门坑晚清秀才姚舜生家中诞生了一个幼小的生命，象天下所有父母一样，姚老先生也对儿子寄以无限希望，希望他日后显达扬名，光宗耀祖，所以取名为“名达”。姚名达从小生性聪慧，博闻强记，过目不忘。还在念小学时，便痴迷上了“三国演义”等古典忠义小说，说不清是“童痴”还是“童稚”，或者说是书香门第的家教所致，姚名达读书从来不死背条文，而善好钻研，不久，他便感到小说内容颇多虚构和荒诞，不如史籍真实，读来亲切感人。有一次，姚老先生买到一本铅印小字本《纲鉴易知录》，小小年纪的姚名达竟如获至宝，读得津津有味，还在“天头”上注满了眉批。当他研读再三时，竟发现书中内容有许多矛盾之外，年代不同，史事参差。由于年幼，书中许多疑难是非之处，无从解答，使他深深感到苦恼、困惑。同时，也激发了他不断思考，追根溯源的决心和意志，因而对史书产生浓厚的兴趣。 姚名达18岁中学毕业后，父亲要他学医，认为此业能“自立谋生，且能济世”。而一心向往史学研究的姚名达却抗逆父命，毅然投考了上海“南洋公学”。不久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研究院研究生，就读于当代大儒梁启超先生名下。有道是名师出高徒，在这样优越的学习环境里，姚名达如鱼得水，潜心学问，立下宏大志向，“愿以十年功力，作《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非待是书著成以后，决不离开清华一步。”梁先生年迈体弱，扶病授课，无力写作，为了从梁先生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姚名达自告奋勇，主动帮助梁先生记录、整理讲稿，并且师生通力合作，准备共同撰写一部空前的巨著《中国文化史》。由于梁先生悉心指导，姚名达受益非浅，学习期间，即发表各种学术专著30余种。毕业后，江西各著名学府争相高薪聘请他去执教，姚名达却不为所动，一一谢绝，他的毕生心愿是“余必得世界大图书馆入而学焉”！几经周折，终于选中了藏有古籍和善本书百余万册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供职，被聘为该馆“编辑兼特约撰述”。在那里，他不仅能首先饱览商务印书馆的各种新书，还能阅读到大量珍贵的馆藏图书。尽管如此，姚名达仍不以为满足，又在自己家里收藏许多重要史籍，“每闻有新书，必借货以购之”，自号书室为“史斋”。对于知识，他可谓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渴求。由于刻苦好学，广泛涉猎，博采百家之长，每当提笔写作，他便能挥洒自如，行云流水，异常迅速，临文一写万言，有水到渠成之势，“每于一二时内就能出成绩，二三日内就能竣事”。以至“春秋方盛，而著述宏篇”。 姚名达不仅好学、博学，而且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古人陈见，善思索，好创造。更可贵之处，是他一丝不苟、严谨的治学态度，顽强拼搏、毕生追求、矢志不渝的治学精神。他的一生，是著述的一生，可以说，无日不与典籍为伍，无日不与著述为生，每治一学，每撰一书，必以“诚毅之精神，精密之思想，奋勉之功力，全力以赴之”。他对自己的作品，“稍不当意，垂成之稿，时复焚毁，毫无惋惜”，而当时某一问题研究不够成熟时，也决不硬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岂敢自欺之不足，复以欺世乎？”在商务印书馆供职期间，该馆拟编印《万有文章》第一集一千种书，姚名达负责撰述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被列为开篇第一种。开始撰写时，他博搜精秀，写成竟无遗漏的文献史，而当书成过半，他却发现规模太大，不是该书所宜，于是，立即毁弃已成文原稿，用新观点和方法，重新撰写，统一全国目录学，使“治书这业，寻书之法，易学易做，使目录学成为人们所共知的通俗常识。”为了著述，他严格考证，广泛搜集，博为探求，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考察其年代，逐人考察其生平，甚至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著书立说之上，以致经济拮据，生活十分困难，“瓶粟屡空”，他毫不畏缩，节衣缩食，埋头苦干，专心著述。 天有不测风云。正值姚名达潜心著述，功到垂成之际，1932年，日寇在上海燃起了侵略战火，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之中，最令他痛心的是，他最心爱的数万卷书及凝聚他半生心血的未成书稿、资料、十余万张卡片，全部化为灰烬。然而，灾难并没有把姚名达吓倒，他拍案而起，慷概陈词：“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于是他扫尽焦土，重新振作精神，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十倍于曩”的困难，奋笔疾书，夜以继日，把毁去的书稿全部重新撰写。1937年11月，姚名达“穷三度之力，费八月之功”，被誉为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26万字的传世力作《中国目录学史》终于付梓问世了。几十年后，著名学者王咨臣、卢贤中两位先生这样评价说：“是书，搜罗之博，体例之善，考订之精，允称国内目录学界权威巨制。”“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目录学史方面的论文专著，不下二三十种，无出其右者”。 正当姚名达教授尽心竭力，完成他更为宏大的学术著述计划之时，日寇的铁蹄践踏了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姚先生毅然投笔从戒，以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团长的身份，率队奔赴抗日第一线，以血肉之躯报效祖国。1942年7月7日深夜，姚名达教授在江西新干县石口村突遭敌寇包围，不幸遇难，以身殉职。噩耗传来，“举国悲愤，吊以国殇”。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表彰他“见危受命，为国殉难”。1987年，人民政府又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一身正气垂青史，毕生心血著宏篇。姚名达先生虽然为国捐躯，英年早逝，但他好学、博学、思辨、严谨、笃行的治学精神，却永远成为鼓励莘莘学子奋发拼搏的崇高楷模；他的鸿篇巨著，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和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的高风亮节，丰功伟业，将永远名垂青史，彪炳千秋。 姚名达
——我国抗战时期最早壮烈殉国的教授
姚名达（1905——1942年），字达人，乳名侠生，史号显微，兴国县城西门坑人。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也是我国抗战时期第一位勇赴国难、壮烈殉国的教授。姚名达一生勤勉刻苦，著述宏富，在我国史学、目录学界，以忠诚正直、学有创见而享誉。同时，他又是一位忠贞爱国的革命战士。国难当头之际，他毅然抛弃优越的教授生活，放下他所热爱的研究工作，走出书斋，戎马前驱，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报效国家，为抗日战争谱写了一曲不朽的战歌。
（一）
姚名达出生于一个清贫的书生之家，其父名璜，字芳权，是光绪年间兴国县学生，俗称秀才。他通经史，工诗文，学问渊博，曾任吉安、赣州行署及武宁等县的秘书、科长和省立赣县中学、兴国平川中学教员。他虽清贫一生，家中只有薄田几亩，但经、史、子、集等古籍却有几百部。姚名达出生于这样的噬墨之家，自幼受家学之熏陶，家中富有的藏书又为他涉猎史籍提供了方便，这些都为他的成长铺平了道路。六岁时，父亲就开始教他识字读书，八岁入馆就读，因他生性聪敏，记忆超群，很快塾师就已无法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他开始读《三国演义》等小说。不久，因感小说内容虚构、荒诞，不如史籍的真实、读来亲切有味，故转而对史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岁的时候，他父亲新买到一部铅印小字本《纲鉴易知录》，姚名达如获至宝，反复精读。在通读的过程中，他竟发现该书内容前后矛盾，思想也不统一。于是他找出家藏的所有《纲目》一类的史籍，进行对照参考。几种版本年代不同，史事各异，孰是孰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个不解的“谜”。这个“谜”引起了他研究史学的兴趣，同时也奠定了他研究史学的基础。
由于姚名达自幼喜好研究历史，所以1923年在省立赣县中学毕业后，他虽勉从父命，不得不弃文从医，但他内心却郁闷不乐。当他听说上海南洋公学开设国学专修科，且可以享受公费待遇时，便不顾家人的反对，欣然前往就读。1925年2月，与后来成为国内外著名古汉语专家的王力教授等三十八人考入清华研究院，拜梁启超为导师。梁启超的悉指导，为他今后的学者生涯打下了坚固扎实的基础。
姚名达进入清华研究院后，一头扎进了书堆中，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梁启超先生见他年龄最小，又能笃志力学，对他自然偏爱。有一次，梁启超先生问他的志趣何在，姚名达说：“愿下最大决心，立志以十年功力，作《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非待是书著成以后，当不离开清华一步。”梁启超听罢，认为其志可嘉，遂鼓励他刻苦读书，并亲自指导姚名达治学。姚名达也非常尊敬梁启超，在梁启超年迈体弱，扶病登台授课而无力写作之时，姚名达便担当起记录和整理梁启超讲稿的任务。按照清华研究院当时的规定，每个学员一年便授予证书毕业，但姚名达为了能留在导师身边多学些知识，完成既定的研究课题，遂留院三年。在这三年中，由于导师梁启超的循循诱导、敦敦教诲，姚名达治史之志益坚，治学之技益精，先后帮助梁启超整理、编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论著。同时，也完成了《章实斋史学》专题的研究，出版了《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章实斋先生著作年表》，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姚名达留任清华研究院三年期满，应聘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兼特约撰述。在这里，他如鱼得水，既可以饱览商务印书馆的各种书籍，又可以遨游于邻近的东方图书馆的藏书中，实现了他“必得世界大图书馆入而学焉”的愿望。当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编印发行《万有文库》，姚名达为它撰写了《中国目录学史》《目录学》《刘宗周年谱》《宋濂年谱》《中国目录学年表》。就在书稿即将付印之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烧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同时被日寇飞机炸毁，姚名达的书稿也和藏书一起化为灰烬。姚名达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是以坚强的毅力，振作精神，扫净焦士，奋笔再书，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个性。他曾多次说过，“他们毁掉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呢！”“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经过艰苦的著述，终于在1933年出版了《目录学》《刘宗周年谱》。以后又陆续完成了《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
日寇入侵上海后，民族仇恨的种子已深深植入姚名达的心田。1934年，他一面在复旦、暨南两所大学执教，一面走出书斋，开设女子书店，创办进步刊物《女子月刊》，同时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运动。1935年6月，他与150名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埋头读经，反对复古运动，主张唤起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 。1935年12月，他又与三百多人一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号召“负有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 ，“应当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 。中华民族“应该进一步觉悟！早日奋起，更有效地保存民族正气，争取民族解放” 。
（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亦燃遍了上海。女子书店被毁后，姚名达扶老携幼回到江西，借居于父亲在武宁的住所。从此，姚名达开始了新的生活。姚名达前妻早逝，到武宁后遂娶巴怡南女士为妻。巴女士系江苏太兴的旗人，姚执教于复旦、暨南时，巴在上海求学，并热心妇女解放，与姚共同致力于“女子书店”的事业，两人志趣相投，遂结为伉俪。此后，她不但承担起繁重的家务，支持丈夫的事业，而且亲自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她对丈夫说：“君负文化重任，一时未易完成，疆场驰逐，冲锋陷阵之事，余请先之。”于是将生下才满三月的幼子，委姐代抚，毅然共赴前线。
1940年，姚名达受聘为江西中正大学教授，主讲《中国通史》。他一到任，就大胆施行教学改革，首先改革课程并将名称定为“国史综析”，接着又依据内容，改革传统的授课方式，采取专题讨论的教法，上下古今，综析观察，特别注意突出“民族兴衰，民权伸缩，民生荣枯”，启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战爱国热忱。在此期间，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姚名达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抗战形势的发展上，撰写了许多号召民众奋起抗日的文章。在《江西的潜在力》一文中，他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敌人的武器装备优势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而“中华民族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蕴藏着伟大充实的潜在力，在抗战过程中逐渐发挥出来，使倭寇无以满足梦想” 。但是，“如果我们的人心没有坚决抗战，誓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那么纵使有种种物质的潜在力，也无法发挥它的特长，去打击敌人” 。他认为“振作民族精神是当今的第一要义”。他还发表了许多评述时事的文章，如《不平凡的一九四o年》《从史理学与地理学原理推测今后之抗战形势》《日本南侵的政略和战略》《德日会师印度不可能》等。他的这些文章主要分析敌我双方形势变化，推测敌军的进军路线，探索打击敌人的方法，以期对抗日有所裨益。
1942年五六月间，日寇长驱入赣。姚名达目睹侵略者的烧杀抢掠，愤然走下课堂，走出书斋，振臂高呼：“数载以来，赖无数将士浴血抗战，已深陷敌人于泥沼矣！最后胜利则需知识界实行参战。有愿从兵役为已任者，吾其为吭矢乎？”随即，他在中正大学联合爱国师生，组成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并亲自任团长。在六月十三日服务团成立大会上，团员们慷慨陈词：“本校师生，虽分属师生，顾平日概以气节相砥砺，以道义相切磋，当此危难之秋，爱国岂敢后人，纵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亦当竭尽棉薄，贡献愚忱，因特组织战地服务团，前往战地服务。”这实际上也是该团成立的宗旨。服务团成立后，“对外尽量作文字宣传，以期将‘战地服务’运动传播于各学校；对内则实施救护训练，歌咏练习，戏剧排演，作工作上必要之种种技能训练”。姚名达总揽团务，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奔赴前线做好一切准备。
6月25日清晨，大雨倾盆。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们戎装草履，在团长姚名达，副团长王纶的带领下，精神抖擞，情绪高昂，高唱着团歌“书报国今其时，……我们是动员群众的试金石” 。冒雨向樟树前线进发。
按预定计划，战地服务第一阶段的工作时间为两个月，服务地域为清江、临川、南城等二十二县，先往赣北，再去赣东。工作的项目为救护、宣传、组训、赈济、慰劳、通讯六大项。服务团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在前线抢救伤员，给英勇的战士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鼓励，作战地报道等工作。他们的爱国行动，深深感动了前线的抗日军民，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1942年7月7日，由于时局的恶化，服务团不得不从前线的野战医院向樟树后撤。就在服务团行至新干石口村的路上，大家因疲劳过度，在等饭吃的时候便沉沉入睡了。突然一阵激烈的狗叫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姚名达立即意识到事态严重，大声叫道：“糟了！糟了！我们走到土匪窝里来了！”可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敌人就已到了门口。顿时，砸门声，枪声，叫喊声响成一片，姚名达冷静地对团员们说：“果真是敌人来了！今晚我们和敌人拼命！两个女同学要自己处置自己，不要污辱了祖国！请大家立即动手，来！”他们找来木棍、板凳，顶住大门，可几个鬼子却打破后门进来了。姚名达眼见大门也守不住了，转身就扑向朝他走来的鬼子，把他手中的枪推上天，这时团员吴昌达跑上来拦腰抱住这个日本兵，把姚名达和日本兵一同摔倒在地，然后又扑到鬼子身上，双手卡住敌人的咽喉不放。这时，姚名达大声叫道：“来！与日本兵拼呀！”另一名团员郑难龙赶忙跑上去，一口咬住鬼子的颈脖，手握拳头朝敌人猛打，地上的鬼子终于不能动了。姚名达夺过敌人的枪跳起来说：“会开枪的跟我来！”边说边往楼上走，吴昌达紧随其后。“嘭！嘭！”两声枪响，吴昌达和姚名达先后倒在了血泊中。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见姚先生还在地上挣扎，又走过来举着刺刀朝姚先生的胸口插下去。两位民族英雄——三十七岁的姚名达教授和年仅二十四岁的吴昌达同志就这样倒下了，为民族、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此时正是“七·七”之夜，中华民族全民奋起抗战的纪念日。
姚名达先生以自己的壮烈之举，印证了他在1940年赠友人的诗中表达的誓言：
万里无垠一望平，漫天风雪赋南征。
太息匈奴犹未灭，书生亦欲请长缨。
（三）
姚名达的一生虽然短促，但他留下的大量的史学、目录学著作，在人类文化史上却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早在清华研究院求学之际，姚名达就订下宏伟的计划，立志完成宏篇巨著《中国史学史》的著述。他认为中国的史学上下几千年，范围浩阔，内容博大精深，但至今并无一部完整的著作加以条分缕析，更无阐述史学原理与方法的史法学，他立志要填补这个空白。他计划撰写的史学丛书分三种：
一、《中国史学丛书》。它包括《史学通史》《中国史学年表》《中国史书所知表》《中国史学家列传》《中国史学家论文总集》《中国史书目录》《史官制度考》《方志学史》《传记学史》《史书要籍解题》《史籍通考》《史学的起源》。
二、《史家传谱丛书》十一种。其中《程伊川年谱》《刘宗周年谱》《邵念鲁年谱》《朱筠年谱》《章实斋先生年谱》均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宋濂年谱》《黄宗羲年谱》则毁于“一·二八”国难之中。《万斯同年谱》《刘知几年谱》《梁启超年谱》则是列入计划之中拟撰的著作。
三、《史法学丛书》二十一种。包括《史学原理》《史料搜集学》《史料考证学》《辨伪学》《史料统计学》《史料图表学》《史通详注》《新编文史通义详注》《史书著作学》《年谱学》《传状学》《志书学》《方志学》《记事学》《家谱学》《史书的地理研究法》《史书目录学》《刘知几年谱学》等。
如此宏大的计划，不仅需要有顽强的毅力，甘于寂寞的吃苦精神，更需要博大精深的学识。为了早日完成他的著述，他“晨四时到十时，切实著书，绝对不得浪费；白昼除上课、食饭及午睡外，完全用于著书”。他还规定自己“每日必写论文或讲义三千字，辞典十页，史料百条……，我要发愤图强，振作有为”。
姚名达做学问从不迷信权威，盲从古人，而喜思考，好创新，他曾说过：“凡于陈言旧俗，务必去之；崎岖障碍，必起而改革之。”他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则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行前人之所未行。他认为用“历史”一词来概括记述人类所有活动的书籍是不科学、不准确的，而独创“史理学”取而代之。他认为人类进行的，对后世产生了影响的所有活动，称为“史事”，记载史事的称为“史记”，被记载的文字与被保留的遗迹称做“史料”；搜集史料，加以鉴别考证或著作的称为“史学”或“史法”；应用史法写成的书称“史书”；根据史料、史书或现状，用以研究史实发展的因果关系，并得出原理的称为“史理”；研究史理基本观念的称为“史观”；根据史观以解释史事的基本原理的，可称为“史理学”。“史理学”与心理、伦理、生理、物理、地理等学科一样，都是探讨客观规律的一门学科。他说：“如须从根本上挽救失败的史地教育，必须更改定名，揭起‘史理学’的名义，再进行纠正地理学的内容才行。”他的《史法学丛书》即是和这种理论互为表里的。
姚名达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更是一名杰出的目录学家，他对我国目录学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研究。他融汇中外，贯通古今，提出了目录学原理，目录学方法，目录学史等一整套理论，建立了他的目录学思想体系，从而扭转了我国封建时代目录学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开拓了目录学为现代图书馆工作服务的新道路，揭开了我国现代目录学史上新的一页。
翻开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历史，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录》《七略》开始，至姚名达的时代，已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如此漫长的发展史中，目录学的理论著作却少之又少，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一直占据着目录学界的统治地位。姚名达针对目录学界的这种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自《隋志》采用《七录》之分类法，删并为四部十种后，一千二三百年来，官簿私录，十九沿袭，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而这种分类法“对于学术的障碍极大”，它是使“后世学术所以混沌不明”的重要原因，使我国的目录学“仍就是在一个圈子内走，正如同其他学术一样，没有进步”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姚名达早在1933年就着手撰写《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
《目录学》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完整的目录学理论著作，全书共分原理、历史、方法三卷，对目录学的定义、目的及功用、种类与各科学的关系、派别、起源、分类编目方法、规则、标题等，都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他在书中写道：“目录学的目的，是要把目录编得最完备，最明白，最方便，使读者人人能用目录，以求学问。”他一下就抓住了整个目录学的核心，以纲带目，建立了一整套以分类目录为主体的目录学体系。他还以史学家特有的远见卓识，认识到重视专科目录学的重要性。科学的日益发展，图书日众，现代社会急需建立专科目录学。他说，“百科竞出，群籍充栋” ，专科目录“迄夫现代而尤盛”。姚名达的这一见解颇有预见性，只可惜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1935年，商务印书馆的姚名达在《目录学》的基础上撰写《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目录学年表》。为了“博搜精考”，他到上海、北京、杭州各地，在许多图书馆广泛查阅史籍，占有大量资料，终于在1937年完稿。他在后来回忆起著书过程时说，为了这两部分，他“力辞复旦讲席，移居杭州，专心研求，又历八月，始克告成” 。《中国目录学史》用主题分篇的方法，撷取大纲，经过几次混合改写，分为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勘、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结论诸篇。而《中国目录学年表》则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自古至抗战前夕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在这两部书中，姚名达还提出了许多目录理论方面的创见和希望。他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未能以学术分类为基础，不能反映图书内容的本质。所以他极力提倡主题目录，主张精撰解题，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统一全国目录学的方法，使治书事业，寻求方法，易学易做，使目录学成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常识。
姚名达一生虽然著作等身，但他的治学态度却十分严谨认真，他对自己写出的稿子，要求非常严格，“稍不当意，重成之稿，时复焚毁，毫无惋惜” 。问题没考虑成熟，他绝不动笔，“允宜效金人之三缄其口，法董子之下帷三年，岂敢妄弄舟船，嫁灾梨枣，自欺之不足，复以欺世乎！”他对历史著作更是严把真实关，在写《中国目录学史》时，“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考察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在著中国目录学年表》时，甚至要求“无一字无来历” ，“每事皆注明出处，一事出于数处者，则逐回分别说明”。这种对学问严肃认真的态度，也正是姚名达成功的秘诀。
姚名达的一生，是著述的一生，是锐意进取的一生。他无日不与典籍为伍，无日不与著述为生，春秋方盛而著述宏富。姚名达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他不仅用笔谴责侵略者，表达他对日寇的刻骨仇恨。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效命疆场，实现了自己“书生报国今其时”的诺言。
姚名达先生精神不死！功业永存！
（本文主要参考《江西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3辑、《南昌文史资料》第2辑、《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赣图通讯》1983年第3期、《兴国县志》1990年版及《赣南英烈》第3辑等书刊所载有关资料考订综合整理而成。） 兴国县城西门坑晚清秀才姚舜生——姚舜生是平远姚吗？
姚名达，著名的姚姓名人。
pszyyao 发表于 2013-9-26 11:42
兴国县城西门坑晚清秀才姚舜生——姚舜生是平远姚吗？
姚名达，著名的姚姓名人。
姚舜生是姚名达的父亲，是平远姚，属景清公四子祖章派。 姚家又一名人. 江南老祖上的名人！
文章作者姚荣滔简介 姚荣滔，生于1956年1月，江西省兴国县人。曾任小学、中学教师、初中校长、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化局局长兼县文联副主席、将军园管理处主任等职。主编出版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兴国山歌》、《苏区兴国山歌》、《客家山歌新论》，著有个人文艺作品集《潋水流韵》和个人诗词专辑《古韵新风》正式出版，创作有电视专题片、舞台戏剧、歌曲、曲艺、论文、诗词、书画等文艺作品1000多个(篇)，有60多件文艺作品分别获国家、省级奖。曾分别在中央电视台“魅力12”栏目和江西卫视“社会传真”栏目做过专访。举办过“姚荣滔诗书画作品展”。2007年3月退居二线。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词学会会会员、江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兴国客家山歌协会主席。 姚江南 发表于 2013-9-26 21:51
文章作者姚荣滔简介 姚荣滔，生于1956年1月，江西省兴国县人。曾任小学、中学教师、初中校长、县人大 ...
感谢姚荣滔和姚治平撰编介绍姚名达的文章，谢谢江南的好帖。
姚荣滔也是兴国平远姚？姚治平是哪里的姚？
荣滔是广东平远姚，景清公二十二世，属于景清系祖盛派世昌支让公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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