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姚承宗
本帖最后由 蓬安姚波 于 2013-6-20 18:19 编辑姓名：姚承宗曾用名：姚春强年龄：94岁（1920年12月生）祖籍：浙江海宁受训部队番号：知识青年远征军教导五团受训长官姓名：团长敖建畴正式部队番号：31军209师627团正式部队长官姓名：军长黄维，师长温鸣剑（原三战区中将参谋长）团长顾容君（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之弟）我父亲从18岁开始教私塾，后国民政府让父亲当联保主任，日本人得知父亲是联保主任后，让父亲为日本人做事，父亲不从，日本人把父亲毒打后，父亲没几日就吐血离世。17岁的我立誓为父亲报仇雪恨，那一年我到桐乡米行做学徒，在桐乡田公大米行做学徒4年，经嘉兴抗敌后援会行动委员会主任陆初觉先生启发，我与曹申豪、张道成等一起冲破日寇铁围，去浙西昌化嘉属联中求学。在嘉属联中求学期间，广大青年受时局影响，热血沸腾，立主抗日，不愿当亡国奴，纷纷报名应征入伍参加“知识青年远征军”，该军后来很大一部分开赴缅甸参加抗日。我当时23岁，与祝秉诚、韩秀珠、曹烈、蒋琦之子蒋为民等十几位同学也报名入伍，编入青年远征军教导五团，在江西横峰莲荷参加新兵集训，后转入31军209师627团通讯排通讯兵。后部队经弋阳转上饶到达瑞金，有辗转福建马尾、长汀、上杭、广东汕头等地，途中历经甘苦，，傲雪凌霜，脚上血泡累累。我保障前线部队通讯有功，到达嘉奖和提拔，派送到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参加军事培训，后抗战胜利，我们这一批只接受了六个月训练，便提前毕业，我们这一届编为黄埔19期。结业证上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及教育长柏天民的签名章，我的军衔为上尉（所有证件、照片及资料在文革中全部销毁），后来我转入209师627团师部直属通讯营，任连长，军衔为少校，驻守武平十方。抗战胜利后，我部从福建马尾坐舟山舰到上海，46年5月份和富阳一同事一起从部队回家，47年再到硖石镇公所上班，任镇团附，主要负责征兵工作，文革中被评为伪职人员，戴帽游行并批斗，幸好未受什么大的冲击。目前老人无任何收入，老人在伊桥乡敬老院生活，每月生活费靠两个儿子支付，子女家庭也比较困难，老人生活比较清贫 我的历史
—————一个抗战老兵的自述
我叫姚春祥[强]，学名姚承宗。1920年12月生，17岁去浙江桐乡田公大米行当学徒，做了四年学徒，期间结识曹申豪、张道成等有志青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嘉兴爱国人士、抗敌后援会行动委员会主任陆初觉先生启发，我们几个冲破日寇铁围，去浙西山区昌化颊口（当时的嘉属联中）求学。
嘉属联中为原浙江省第十区七县（嘉兴、嘉善、平湖、海盐、海宁、崇德、桐乡）联立临时中学，成立于1942年初。1937年11月5日日寇在我金山卫全亭登陆，嘉属七县先后沦陷。国家受难，人民受苦，为使沦陷区青年免受奴化教育，并让不愿做亡国奴的有志青年走上进步道路，当时的爱国乡贤、有识之士奔走呼吁，在较偏僻的浙西山区创建学校，使不少沦陷区青年逃脱魔掌，归属其中。虽历经艰难困苦，但造就了不少爱国人才（1945年抗战胜利后嘉属联中搬迁嘉兴，为现在的秀州中学）。现嘉属联中的校友遍布世界各地。
嘉属联中主要负责人中有不少当时的知名人士，如主任常务理事陆初觉，理事中有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著名艺术家丰子恺等（原国民政府海宁县县长顾达一也在其中），校长是沈大瓒。
在嘉属联中求学期间，广大青年受时局影响，热血沸腾，力主抗日，不愿当亡国奴，纷纷报名应征入伍参加“知识青年远征军”，该军后来很大一部分开赴缅甸参加抗日。我当时23岁，与祝秉诚、韩秀珠、曹烈、蒋琦之子蒋为民等十几位同学也报名入伍，编入青年远征军教导五团（团长敖建畴，少将级，思想极进步，他把自己16岁的独生女也动员来当兵），在江西横峰莲荷参加新兵，后转编31军209师627团（军长黄维，师长温鸣剑，原三战区中将参谋长，团长顾容君，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之弟），我是通信兵。后来部队经弋阳转上绕到达瑞金，又转战福建马尾、长汀、上杭、广东汕头、云南等地。途中历尽甘苦，傲雪凌霜，脚上血泡累累。有一次过江时几十条船遭日机猛烈轰炸，死了不少人。我的右膝盖上也受了一块弹片。那时吃的东西没保障，经常饿着肚子行军，加上疾病，因此减员非常严重，我也是九死一生，并因保障前线通信有功，得到嘉奖和提拔，派送到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即黄埔军校江西分校）参加军事培训，六个月后结业，结业证上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及分校校长柏天民的签名章。我的军衔是上尉（所有证件、照片及其相关资料在文革中让我儿子给烧掉了，因为在当时这些证件可是天大罪证，可能会由此丧命。有个在缅甸的老兵，以为政府搞建设需要人才，专门带着那些证件回来了，结果却被枪毙了，那些留在缅甸劝阻他不要来的人反而没事），后来我转入209师627团直属通信营，驻守武平十方，当时是为日寇退出后接收台湾作准备。日本投降后，美国等战胜国曾要求中国派孙立人将军带五万远征军进驻日本，蒋介石没有答应。
不久，蒋介石排共，内战加剧，部队缩编入208师，据说要开赴东北。当时的二营营长郭杰透露要与共产党打仗。郭营长为人正派，他说日本人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有什么意思？受他的影响，我们几个就坚持退役回家了。留下的有部分去参加内战与兵团司令黄维等一同被俘，有部分随国民党到了台湾，有人还成了国民党“国大”代表。
1946年回家后在家务农。1947年由国民党县政府委派我到祝场乡做队附，负责征兵等事务（相当于现在的人武部）。1948年祝场乡与庆云合并，我转入庆云乡任原职。后由县里开办在职人员培训三个月，结训后分派县委所在地硖石镇任镇队附（当时镇长杨济坤），任职一年后，因妻子在伊桥乡教书，为照顾方便，调到伊桥乡任队附，直到解放。
人民政府接收人员来前，当时的国民政府人员认为所有档案应销毁，但我反对这样做，应该全部交给接收政府。我私下里找到了伊桥的孙家祠堂，把所有档案偷藏在空棺材里，直到接收部队张队长来，我把档案全部移交给他。张队长说我办得很好，如果愿意留下来任职，按解放军待遇，每月6块大洋，三两黄烟，18斤大米。由于当时家里负担重，上有老下有小需要我照顾，所以我还是回家了，一直务农至今。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失之交臂则抱憾终身。
回想这段历史，年轻时血气方刚，大家都想抗日救国，那时是喝着“大刀歌”上抗日前线的，同学们送行前的悲壮、激情至今历历在目。但想不到这种激情会变成一生中的磨难，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连连，每隔几天就要戴高帽子游街，一路敲破脸盆一路喊“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甚至把我做成泥人跪在场地上天天批斗。后来抓到伊桥关了几个月，出来时得了个颤抖毛病，两只手抖得字都不能写。右腿由于吃到过弹片，旧伤复发，手术后僵直了，至今残疾不能弯曲。心灵创伤更使自己前后判若两人。子女也受到连累，他们的求学、婚姻成了严重问题，“黑六类”子女一律赶出学校。我儿子甚至被关起来“思想改造”。为了出路，子女们只能跟我和“划清界线”，在台上高喊打倒我这个“历史反革命”，这让我彻底绝望，甚至尝试过自杀，有谁知道我孤独地生活了四十余年。我不想再提及这些往事，现在人也老了，94岁了，也许这段历史很快会伴随我一道进入坟墓。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向政府伸过一次手，叫过一次屈。现在政府开明了，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恰当合适的政治评价。当初我也是一个热血知识青年，反对外侮，一心抗日才去参加远征军的，后来不想打内战才回家，却遭到如此凄惨下场。那些参加内战而被俘的人现在却得到政府厚待，这是我永远想不通的。我们参加抗日即使没有功也是无罪的啊！何况我坚信：我不是历史反革命！希望政府能记得我这样一个抗日老兵，还我一个清白，我也心安了。如果政府许可，能关心一下我的生活，那我叩谢了！
如果还有远征军209师627团的老兵健在，请与我联系（13386288096），我们聚聚旧吧！我原来名字叫姚承宗。
二〇一三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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