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 洁 勤 政——浅谈三朝宰相姚崇的政治抱负
本帖最后由 南阳姚文书 于 2013-5-2 11:01 编辑廉 洁 勤 政——浅谈三朝宰相姚崇的政治抱负
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品格就是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这两点在唐代著名政治家姚崇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姚崇一生为实现“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而努力，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着“廉政勤政”这一千古不变的官场准则。姚崇(651-721年) ，字元之，陕州陕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人。姚崇以科举入仕，一生五朝为官，三居相位，为稳定国家局势，改革朝廷弊政，抑制宗教迷信，发展农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开元之初，他独当重任，励精图治，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显赫的功勋。一、倡导廉洁从政姚崇主张为政者要以身作则：“法者，天下公器”，要始终“正法在心”。提出一个好官员，要“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姚崇不仅勤于政事，而且还倡导廉洁从政。开元初，为正官风，肃清唐中宗以来一些官吏为升官而投机钻营，投靠权贵，权钱交易，卖官买官，大受贿赂，偷安爵禄等不正之风，姚崇撰写了《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等文章，时称“五诫”，提出了为官者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尤其是《辞金诫》和《冰壶诫》这两篇分别强调廉慎和清洁，也就是当官者应该清廉谨慎，因为“慎则祸之不及，贪则灾之所起”，并效法冰壶清洁的特质，以“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这既是他自身品格的表露，又是他吏治思想的体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廉政勤政主张。姚崇提出当官要“为政以公，毫厘不差”，应该“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从政为公还是为私这个根本问题上，旗帜鲜明，主张明确。他说“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惟上公平。”强调为官者以身作则，要做老百姓的楷模。他特别要求官吏要象春秋时楚国的贤臣子罕辞玉一样，“以不贪为宝”，象汉代太尉杨震辞金一样，“以廉慎为师”，谢绝赠金，洁身自好。如果“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就会象鱼贪食饵一样，“必曝其鳞”！没有好下场。号召士大夫“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要象盛冰的玉壶一样，“洞彻无瑕”，“诫往修来，慎终如初”，并要“以此清白，遗其子孙”。唐玄宗时姚崇为首辅，己年过六旬，还兼任兵部尚书，繁杂的庶务让他走路都急匆匆的，但他从不懈怠，兢兢业业。他历来十分简朴，“性不爱冠衣”，反对铺张浪费。开元初年，姚崇为首辅，对玄宗“屡以奢靡为诫”，玄宗遂下令销毁内宫金银玩器，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君臣大力倡导克勤克俭并以身作则，整个社会奢靡风俗得到有效控制。针对中宗以来滥封滥赏导致财政困难的弊病，姚崇建议唐玄宗不要随便赏赐爵禄和财物，并从自己做起，带头辞封。当时，玄宗为恩宠姚崇，“封梁国公，食邑三千户。”姚崇因国家困难，再三辞封，最后交还了原来因拥立中宗时受封的二百户，象征性地接受了新封三千户口中的一百户，为国家节省了不少税赋。开元初，定策功臣、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刘幽求女儿出嫁。按照中宗以来形成的老规矩，宰相儿女成婚，皇帝应该赐与一定数量的绢以示恩宠与祝贺。朝延主管部门的官员“似举旧例赐物”，姚崇上奏说：“自中宗神龙年以来，宰相男女婚礼，皆得赐物，事出一时，不合著例，此后望停。”于是，玄宗就听从了姚崇的建议，废除了这个不合理的旧规矩。自此以后，朝延上下官员利用婚丧嫁娶大肆请客送礼的风气得到了遏制。二、杜绝买官卖官唐代立国初期，自高祖武德二年(619)开始，便开始了科举选官的考试。到高宗李治朝，科举考试制度在隋代的基础上，已经基本发展为一种较为成熟完善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国家选取人才、任用官吏最根本的形式和最主要的途径。但是，随着武则天的当政，并以武周取代李唐，这种进步的、相对公平透明的、并已得到社会各个阶层接纳、植根的机制遭到空前破坏。武则天的当政及登基称帝，遭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非难和讨伐，反对与反叛此起彼伏。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武则天虽然也通过科举的方式来选拔官吏人才，但是她更多的则是利用极权来培植亲信爪牙，用以打击、迫害、镇压异己反对者；武则天之后的中宗、睿宗朝，又都遭遇类似于武周朝的政治混乱状况。唐中宗时，官风不正，吏治腐败，皇亲国戚，卖官鬻爵成风。当时，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及韦皇后的妹妹郕国夫人等人，大肆收受贿赂，为行贿者请托授宫。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屠夫酒肆之徒，只要向皇亲国戚行贿三十万钱，就能够得到皇帝亲笔签署的官位。由于这种敕书是斜封着交付中书省的，因而这种官被当时人们称为“斜封官”。这些受贿之后所任命的员外官、员外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某事官共计就有数千人之多。使得大唐官僚机构瞬肿，官吏增多，超编严重。当时宰相、御史、员外官办公时，许多人没有办公桌椅，史称是“三无坐处”。唐睿宗景龙四年，姚崇主政时，联合另一位宰相宋璟和御史大夫毕构等给朝廷上书，先是进忠良，退不肖，然后精简冗员，取消“斜封官”，罢免数千“斜封官”。后来，姚崇、宋璟被贬后，在太平公主等干涉下，睿宗下令又尽数恢复“斜封官”。开元二年(714年)初，姚崇重新执政后，以京师饥荒、财赋供给入不敷出为由，又奏明玄宗皇帝，全部罢免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宫。朝廷还下制书申明：员外官、试官、检校官这三种官，今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战功及特别敕令，吏部和兵部不得录用。同时，还精减机构，撤销了一些闲散诸司、监、署共十余所。规定了内外文武官员为一万八千八百零一人，大大减少了冗员。他和宋璟“协心革中宗弊政，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三、一生严于律己姚崇一生看淡做官，重视做人。在政治抱负不能施展的时候，辞官是他明智的选择。则天暮年，不理朝政，宠信“二张”，姚崇以母亲年纪大为由，“上表武后请求解职侍养，则天难违其意，拜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但是，很快又让他“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鸾台三品”。姚崇再次上书后，则天不准，改为春官尚书。姚崇请命罢官不遂，只好另觅脱身之计，激怒张易之令其谗言排遣自己，出镇武灵。年老以后再次荐宋自代，这是后话。姚崇先后在濮州、宋州、亳州、常州、扬州、越州等做地方官多年，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宰相兼兵部尚书，不管是作地方官还是京官，都能做到廉政勤政。姚崇倡导官员勤政，他当时批评“凡今之人，鲜务为德。纷纶谄媚，汩没忠直”，意思是为官者无所作为，唯知巴结讨好上司的不正之风；提出为官者“刑不可滥，政不可贼。”提醒为官者必须明察秋毫。只有勤政为民，才能做到“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唐睿宗时，姚崇因反对权贵太平公主干政，被贬到扬州大都督府任长史。扬州是唐朝最富庶的经济都市之一，但他在主政期间，一尘不染，轻谣薄赋。老百姓为他立了德政碑（“政条简肃，人为纪德于碑”）。姚崇离职时，全城的官吏和百姓都来送行，痛苦流涕地簇拥着他的马头，依依不舍地挡住道路不想让他离去。他所用的马鞭和马蹬都被老百姓截留下来，留做永久的纪念。对离职清官表示挽留的成语“截蹬留鞭”就来源于此。开元初年，姚崇身为宰相，作为堂堂的首辅大臣，在京城里却买不起房产府邸，没有自己私人居所，平日就寄居在长安城大宁坊的罔极寺中歇息安身。开元四年(716)，姚崇生了疟疾，身体虚弱，暂不能正常处理政事。而许多国家大事又必须由他处理，于是源乾濯奏请唐玄宗，请姚崇迁入四方馆处理政事，唐玄宗同意了这一建议，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能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结果“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体现了姚崇身居要职而能严于律己、不谋私利的高尚品质。四、对子女不护短姚崇不但自己勤政廉政，还严格要求子女，发现问题从不护短。开元二年(714年)，吏部尚书魏知古到东都洛阳选拔官员。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任职，依恃父亲早年有德于魏知古，就招权相托。魏知古回朝后，报告了玄宗。一天，玄宗装着满不在意的样子问姚崇“爱卿有几个儿子，才德如何呀？现在做什么官呀？”姚崇坦率地答道：“臣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任职。他们为人多欲望而少谨慎。这次朝廷在东都选官，他们必定会找魏知古走后门。但臣现在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情况。”玄宗本来想姚崇会掩饰、包庇自己儿子的错误。当听到姚崇的回答后，就很高兴地继续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呢？”姚崇答道：“魏知古做小吏时，是臣举荐提拔了他，以至于后来做了朝廷大臣。臣子很愚蠢，以为魏知古出于报答臣举荐之恩德，必定会满足他们走后门的欲望。”玄宗听后，倒觉得魏知古有点忘恩负义，对不起姚崇，就想罢免魏知古的官职。姚崇坚持请求道：“臣的儿子不成体统，扰乱了陛下之法，陛下不追究，已是大幸了。如果由于臣的原因而排斥魏知古，天下人必定认为陛下偏爱于臣，而连累了陛下的圣政啊！”玄宗觉得姚崇言之有理，于是就取消了自己的打算。姚崇为相十多年，自己的儿子们也在官场，二儿子姚弈四年没有变动职务，三儿子始终是个很小的官。五、提倡节俭薄葬姚崇一辈子保持清正廉洁，直至生命的尽头。去世前，他还郑重立下遗令，不准子孙为自己厚葬。他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认为“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他指出厚葬是一种鄙俗，“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实际上是人们“递相欺诳”，而“浸成风俗”，它“损耗生人，无益亡者”。认为“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铿惜。”他在《遗令诫子孙文》中谆谆告诫儿女们“当代英达，通识古今，咸有遗言，属以薄葬”，“吾身亡后，可敛以常服”，“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破衣食之资”。这些都反映了他唯物思想的境界和移风易俗的精神。对开元初年尚俭崇实的社会风尚的形成，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千百年来，姚崇节俭安排后事、教育后代的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姚崇是唐玄宗开元初年主要方针政策的规划、制定、实践者，受命于危难之时，廉政勤政，率先垂范，使国家转危为安，日趋繁荣，不愧为“佐唐使中兴”的“救时之相”。他不仅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被毛泽东称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而且严于律己，为政清廉，为“开元盛世”官风、民风的好转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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